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

序一，谨以此序献给鲁师爷。鲁老师确实是我的师爷，我还屡次辩称那不是“绍兴师爷”里的师爷。对于这样的称呼，鲁老师大概每次也都如大肚弥勒佛一样笑了。本书完成后，我曾求当今中国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鲁国尧老师赐序一篇。由于某些原因，鲁老师婉拒了。鲁老师说：“我建议你，不必要他人写序，我出了少量几本书，我从不请别人写序，而是写‘自序’。我的想法，古话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认为最了解自己的是自己，写作中的甘苦、得失，只有自己最清楚，他人并不真了解的，何必找他人呢。”鲁老师自己在书中都曾有“第一序”、“第二序”呢，那不是他序，是自序，那不是两个不同版次的书序，是同一版次。既然如此，我也自己写下这个“序一”，也是自序。也许，鲁老师说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中国语言学有“语言学思想”，中国语言学有“语言学思想史”。在中国语言学界，鲁老师首倡“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研究，并断言“中国语言学”绝非“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鲁老师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中国语言学思想史”这一重要议题，他深信：“语言学思想史”应当研究，值得研究。长期以来，我常常通过邮寄纸质书信向鲁老师请教相关学术问题。虽然我们从未谋面，我亦未曾赠鲁老师什么青鸟鸿雁、束脩鲤鱼，鲁老师却为我买了几次邮票、多跑了几趟邮局，那大概也算是鲁老师外出散步锻炼了一下身体吧。只书信，无电话，没会面，只是这样的学缘！鲁老师有时说自己“近年脑力、视力就衰”，处理信件可能也会很慢，我跟鲁老师在进行学术交流时，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也许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交换一次意见。纸质书信在现代社会确实效率不高、够慢，但是，慢工出细活，书信不会增加现代社会里的阵阵喧嚣，字字珠玑，暖暖情意。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研究，“坚实”为第一要义，充实、扎实、实学、实干，泛泛而谈“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纵论一番那肯定不够，“坚实”不会因“思想史”有“思想”而有所改变。“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研究亦如此。我对此题的研究，尚不足十年时间，作为作者，本书究竟文章会著几字空，我自己都不敢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数。对于语言学而言，“文献”功底是“扎实”的重要方面之一，语言学思想史的基础是语言学文献。语言学文献浩如烟海，很难穷尽，多年前，鲁老师就曾经说过：“（有些）史料是穷尽不了的，因为冷不丁会从什么地方，或者什么收藏家那里冒出某个史料甚或一批史料。”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鲁序第7页。语言学思想史自古有之，不止“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孙中山之后还有语言学思想史。王力先生把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时期称为语言学史上的“西学东渐”时期，鲁老师曾认为“20世纪的后半叶基本上依然如旧”鲁国尧：《“振大汉之天声”——对近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大势的思考》，《语言科学》2006年第1期。，仍旧基本上属于语言学的“西学东渐”时期。净是“西学”，何来“‘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然而，自近现代以来，特别是自中华民国成立之日始，中国语言学独立、语言学各部门逐渐形成，这些都是语言学史上的大事件。中国语言学的各个部门并非都是西学，其中不少内容都是“中国学”。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语言学思想史要多挖掘一些“中国因素”确实必要；相对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侧重于研究“从孙中山到学孙子”更为必要。“民国语言学史”蕴藏着“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鲁老师一直认为，当今的中国语言学研究中，涵盖“中国语言学思想史”、“汉语通语史”、“汉语方言史”的“三史”研究较为薄弱，亟待加强。如果“三史”能够修成，中国语言学将跃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将是不同于“模仿”与“引进”的中国语言学。本书就是对“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研究的一次尝试，本书内容可能还不尽完善，但就钻研、探求精神而言我确实已经尽力了。至于本书的钻研是否成功，那还需要读者去检验，需要同题研究者们去评判。即使最后证明本书可能存在着种种的不足，我们在自主创新、原始创新方面还是尽力了，本书不是外国理论的“中国化”。即使本书可能存在着种种的不足，从此出发，“后出转精”的“中国语言学思想史”还是有希望能够修成。薄守生201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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