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人的知与行——《方克立论著集》读后

作者：张小平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3年４月，在方克立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方克立论著集》（全七卷），这是对方先生最好的纪念。《方克立论著集》收录了自1962年至2020年间的专著、论文、书信、序跋、演讲稿，包括已刊和未刊文字，是目前为止搜集比较齐全的方先生文存。全七卷包括第一卷《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第二卷《中国哲学论稿》、第三卷《现代新儒学研究》、第四卷《马魂中体西用论》、第五卷《忆往与教育》、第六卷《序跋·书评》、第七卷《书信·附录》。全七卷呈现了方先生鲜明的思想特征、治学风格和教育实践，内容丰富、脉络清晰，是方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笔者以为，这套书的出版非常有必要、有价值、有意义，因为方先生孜孜不倦所思考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依然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和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拜读先生的论著，强烈感受到作为一位作出重要贡献、有过重要影响的哲人，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他的知与行，对于新时代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乃至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与时代同呼吸

方先生在《为人治学崇平实》中讲：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一个人要“先立乎其大者”，就是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即确立人生意义和所从事工作的基本立足点。只有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人生才有意义。因此，方先生治学不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而是从青年时期起就把自己的学术方向与国家发展的需要、与时代提出的课题紧紧联系在一起。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方先生不仅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终身坚持的信仰，而且传承了中国传统士人的道德追求，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的论著，无论是研究“范畴论”“知行观”，还是研究“现代新儒家”“大陆新儒家”“综合创新”“马魂中体西用”，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时代的发展脉搏。他积极参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回应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在多元多样多变的文化思潮中，勇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体现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而在这个历程中，方先生是参与者、见证者和有力的推动者。虽然方先生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但他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始终坚持自己选择的人生和学术道路不曾动摇，他的学术工作与教育实践始终与时代同呼吸。方先生主持的多项研究成果荣获国家级奖项，先生本人曾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在海内外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自觉传承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主张

在第五卷中，方先生有一组怀念前辈的文章，他对张岱年、任继愈、侯外庐、石峻、萧前、冯契等前辈所开创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哲学、文化的学术成就给予高度概括和评价，他本人自觉传承了这一脉的治学方向。方先生把“五四”后的中国三大文化思潮，归纳为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作为追随者和弘扬者，方先生大力阐扬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观，并首次将其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派的旗帜和口号。方先生与他的前辈一样，是一个十分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但决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在《永远的师长》《我所认识的任继愈先生》《缅怀恩师石峻先生》等文章中，他反复阐述，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哲学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提到，研究中国哲学不能闭门造车、闭关自守，而要放眼世界，注意吸收外国哲学的先进成果，进行中西比较研究，提高中国哲学的理论水平。方先生认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

重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方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倡导者和推动者。“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七五”和“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方先生领导该课题组十年，带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出版了系列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影响都很大。第三卷《现代新儒学研究》反映了方先生的研究立场、方法、原则以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方先生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思想，对现代新儒家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论，并将其置于五四以来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基本格局中来研究。方先生提出的“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三句话，不仅是针对现代新儒家研究的方针，实际上也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史研究的方针。方先生对“同情地了解”阐发较多，他讲：我们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一种发自生命根处的依赖感、根源感和认同感，中国人永远需要到它那里去寻找自己的文化根源和民族身份认同，到它那里去汲取智慧和力量。“同情地了解”是要求我们“坚持严格的历史性”态度，不以今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人，不用现代的思想去改铸古代的思想，力图还思想史以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一方面要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对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要有深厚感情，常存敬畏之心，唯恐其中的精华没有得到很好地继承和弘扬，成为先哲的不肖子孙。今天再读方先生的相关论述，尤感意味深长！

方先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传统文化的扬弃态度，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原则。在第二卷中，有一组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文章，如《关于儒学的精华》《儒学给人智慧》《“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文明以止”：中华文化的精华与精神》《“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观的意义和价值》等文，方先生着力挖掘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仅从宏观的层面加以概括提取，而且从微观的层面剖析了“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文明以止”思想中的深层次精华，不仅指出其运用于现代社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其历史局限性，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辩证扬弃的典范，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原则。方先生数十年来治学的主要目标，就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相结合，在这两个研究领域寻找“结合点”，让中国哲学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他与张岱年先生共同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和《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两本全国高校公用教材，力图贯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及文化精华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和二者相结合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荣获中宣部第七届“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方先生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相结合的探索成果，对于今天更好地坚持“第二个结合”以及巩固文化主体性，具有宝贵的价值和启示。

准确定位马中西三者关系

方先生是一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为了解决中、西、马三“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问题，方先生在对文化体用问题以及对民族主体性问题的深入思考基础上，于2006年提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新概括，即“马魂中体西用”论。方先生反复说明：“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接着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讲的，是对“综合创新”论的继承、发展和深化，二者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派在百年探索中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但是，方先生在“接着讲”的过程中有自己的创造和发展，他把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怎样实现文化上的综合创新呢？方先生认为，把作为文化资源的中、西、马三“学”科学合理地整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西方文化的“他山之石”地位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辩证统一起来，创造具有博大气象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是百年中国文化发展的正道。“马魂中体西用”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化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超越了传统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形成“魂、体、用”三元模式，铸马学之魂，立中学之体，明西学之用，为解决马中西三者有机结合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具有方法论意义。第四卷《马魂中体西用论》集中反映了方先生晚年对马中西三者关系的定位思考，从中也能清楚了解方先生与张岱年先生二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马魂中体西用”论蕴含的创新观点对于今天建设新时代的新文化，依然是宝贵的思想资源。

聚天下英才而教之

方先生不是坐而论道者，而是终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实践者、教育家。他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事教学工作五十余年，把自己主要定位于一名教师，以教书育人为乐事，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在第七卷的书信中，有一大部分收录的是方先生给弟子们以及慕名求教的青年们的书信。在第六卷序跋部分，也有一大部分是为弟子们以及学界晚辈所写。读这些书信及序跋，强烈地感受到方先生是一位热心教导和扶持青年的导师。先生不止是对自己的学生，对于那些慕名前来求教的青年才俊同样给予鼓励提携。正如方先生所言：“我一生以弘扬中国文化、培养青年学生为己任。聚天下英才而教之乃平生最大乐事。”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也是一位目光远大的教育家，留下了很多甘做“人梯”奖掖后学的佳话。

方先生的教育思想，体现在第五卷的教育部分，其中最著名的是为培养学术英才而提出“学行并重，德业双修”的育人原则，要求把教书与育人很好地结合起来，把做人与做学问很好地统一起来，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德业双馨。方先生早年对中国哲学史上知行观的研究为“学行并重，德业双修”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学理的根据。在长达数十年的教育工作实践中，方先生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发展和深化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对“行”的重要性、优先性和“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的最高权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学识与德行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三分学问，七分做人”的明显向“行”倾斜的看法；二是在“由行得知，因知进行，以行验知，知行并进”的知行关系诸环节中，格外突出了“以行验知”的重要性，强调知与不知、知行是否“合一”，都要靠“行”来检验。知与行是人类特有的两种能动性，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认识和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与研究生谈读书、治学和做人》这篇文章中，方先生讲到他自己在多年的研究生教育工作实践中的切身体会，说明认识有一个发展深化的过程。他说，古今的伪儒、“假道学”都是以言行不一、知行脱节为特征的，中国教育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密切联系，最重要的榫接点就是知行观。方先生的教育思想体现为从重“知”的知行合一说向重“行”的知行合一说倾斜的特点。

以上文字，笔者秉承方先生“为人治学崇平实”的品格，尽量用平实的语言阐述方先生论著中所体现的知与行。由于认识水平及篇幅所限，难免挂一漏万，愿抛砖引玉，共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