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我社图书书评：挖掘前四史中的战略智慧

　　西方哲学常倾向于基础主义，认为人类自身受到独立于人脑之外、某种绝对力量的支配；而东方哲学更倾向于人文主义，认为人的见解而非他物为客观世界赋予了多重意义。由此，有人说西方学术擅长讲道理，孵化出如《几何原本》般的演绎逻辑；东方学术更擅长讲故事，涌现出似《周易》的类比逻辑。在发达的类比逻辑指导下，历史成为中国学术的生长地。这种以历史为根基的治学传统，使中国人在战略方面获得近乎无限的“原料产地”与活学活用的“销售市场”，它强调时机性、分寸感、适应度等无法量化的经验体会，这也许会使战略思想更难在人与人之间广泛复制，却也使得思想更像思想而非工具。

　　一段翔实历史加上些许睿智评注，足以衍生出对现实具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教益。《华夏传统对外战略教益：经典前四史摘录和评注》（时殷弘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7月版）正是这样一部向中国治学传统致敬的战略学著作。

　　　“融入”式理解

　　正如该书总序中所言，“一方面，‘存量’知识依然是重要的，因为欧美依然是中国的战略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中国迫切需要知识‘增量’，即对非西方国家的深度研究和深刻理解”。作者以中国时下最为重要的战略需求为导向，从“前四史”（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以及陈寿《三国志》）中摘录出与之相关的名篇章节，根据不同主题集合成册，且在字里行间详加评注，用中国传统治学方式道出诸多华夏传统对外战略教益。

　　该书具有三大特点：第一，史料全面。前四史是中国史学界公认的良史，其可信度和可读性远在一般史书之上。第二，主题鲜明有序，作者对前四史中的史料按照不同主题排列组合，基于历史经验对战略审慎、战略保守主义、过度伸展或对外妄为、混合的和情势性的大战略以及殆无止境的大战略等主题，进行了程度递进式的深刻阐释。第三，启迪当代战略。如何保持清醒的战略头脑，避免在转型中过度消耗战略资源与战略能力，被认为是中国大战略的底线问题，该书的整体战略倾向正是这种基于中国战略传统的底线思维。

　　这部著作能够引发读者对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两点反思。一是关于扩展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给人们造成困扰的从来不是客观现实，而是对于客观现实的见解。在以往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出现过两种理解传统：以西方哲学为代表的“脱离”传统和以中国哲学为代表的“融入”传统。“脱离”传统的主题是怀疑现实，这种传统开始认为“尽管世界中的事物是多种多样的，尽管事物是变化的，但是，这样的多样性和变化性又必然符合在本原基础上的统一性”，后来又认为只能有限地脱离经验而不可能视经验为无物。整体而言，这种哲学传统寄希望于找到经验材料以外某种至高无上、永远正确的真理性存在，并用它来反观具体事物，进而理解世界。“融入”传统的主题则是以主观能动性整合现实，认为并不存在某种高于现实的本原，乃至于在必须要解释本原的时候将“变化（易）”作为世界的本原提出，这恰恰是对存在某种恒定本原的最大程度的否定。“融入”传统更倾向于相信“you are what you believe”，因此，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服务现实本身——它要“提出理想、纠正现实”，而不是“观察现实，发现理性”。作者采取的评注式研究就是这样一种“融入”式的理解，是对当代主流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有益补充。

　　建构符合中国国际身份的国关理论

　　二是关于建立国际关系领域的中国学派问题。国际关系长期以来似乎只与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汉斯·摩根索、肯尼斯·华尔兹、基·欧汉、亚历山大·温特等人联系在一起，而韩非、荀况、孔丘、孟轲、王诩（鬼谷子）、李耳等以及他们的思想却被熟视无睹；《理想国》《君主论》《政治学》《国际政治理论》《霸权之后》的地位远超《孙子兵法》《韩非子》《孟子》《荀子》《道德经》；各类“国际关系史”的地位也远在《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之上，这无疑是“弃美玉于路而羡邻家千金”的行为。中国历史文化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学科地位，与中国现阶段的实力与政治地位远不匹配。中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试图将中国历史与国际关系史分割开来，也都试图将中国本土政治思想与国际关系理论分割开来，这就导致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资料主要基于西方的历史信息和发展模式，思想资料主要源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这样一来，一方面使当下国际关系学科难以突破现有的学术思维局限；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关系学科越来越无法解释中国现象，以及被中国崛起改变着的国际关系现状。

　　笔者认为，全书有两点可以完善。一是评注碎片化的问题，作者未能在每个主题所囊括的数篇文献之后加以总结概括，更兼评注夹有抒情因素，对于不熟悉相关历史的读者，可能初读之下难以把握评注所要诠释的要领。二是经验辩证性缺失的问题。由于被经验论证的观点也能被经验推翻，书中对反面经验的关注略显不足。比如，历史上固然有因战略审慎而稳定国家战略大局的情形，但是也有因战略审慎而错失国家发展机遇的教训；固然有因对外扩张而身死国灭的教训，也有因对外妄为而占尽便宜的情形。事实上，战略的形式相对于战略的内容和战略目的而言可能只是次要问题，并没有一种确定的战略形式必然正确，关键在于对其执行程度的把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