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位著名学者纵论改革开放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以来理论界流传一种论调，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贯思想僵化，反对社会主义改革。事实上，学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新马派”）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最早倡导者！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比较谦虚，反对市场炒作和学术泡沫，而自由市场又极易导致学术市场“假冒伪劣理论商品”的泛滥，因而容易出现一批被中外媒体吹捧的“媒体经济学家”“网红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其中有些“改革家”只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同路人”，实质属于资本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改革家”或“改向家”，类似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奈、苏联的经济学家波波夫。可以列举许多事例证明，现在和去世前一直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我国改革的最早倡导者。不过，他们往往不是市场塑造的“海归经济学家”或“候鸟经济学家”等，而是学界较为认同的“杰出经济学家”，如刘国光、于祖尧、苏星、卫兴华、杨圣明、张薰华、许涤新、刘思华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研究员是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和市场改革取向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在1979年7月一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取向问题的座谈会中他明确提出，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仅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之一，东欧国家偏重分权、偏于分散的市场体制和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模式，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模式之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选择模式时，要解放思想，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决定我们的取舍。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可以采取的，没有什么政治帽子问题，只有适不适合一个国家各个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条件的问题，也就是适不适合一国国情的问题，市场机制是实行分权管理体制的重要手段。随后，刘国光在与人合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从生产与需求脱节、计划价格脱离实际、供给制资金分配体制的缺陷、企业结构上自给自足倾向的原因等方面，翔实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必然性，并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如何利用市场的问题和市场机制条件下如何加强经济发展的计划性问题，提出了完整、系统的改革举措与政策建议。这一报告受到当时国内经济学界特别是政府决策部门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取向的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不同意见是激烈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刘国光因他在改革取向抉择关键时期的这一历史性贡献而受到高层批评，但他没有退却。1984年，刘国光课题组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的总体设想”，开始独创性地阐述“双重模式转换”目标，逐步形成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和政策体系；1987年以他为核心的调研组提交了一份“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建议海南实行社会主义的有指导的市场经济。刘国光是对30多年改革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79年4月，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的全国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学界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非常值得一提的理论突破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祖尧研究员提交的《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是国内最早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理论的。文章指出：社会主义既然实行商品制度，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就不能不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只不过它的性质和特征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原则的区别。……为了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经济改革，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市场经济，这是我们经济学界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此后30年来，于祖尧发表了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论著，深刻地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可见，现在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于祖尧（套用一句流行的话，应当是“于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顺便说一下，本人早在1988年第1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发表的《关于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一文中就提出：“当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真正发育成熟和完善的时候，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新型的计划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1983年7月，中共中央党校苏星教授在《红旗》第14期上发表的《试论工业公司》一文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在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依然需要利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一类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形式，利用它们的管理经验，使之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股份公司一类经济组织，作为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按理应当更适合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因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企业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它们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可以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广泛组织公司和其他各种形式的联合体，不存在私有制的限制。当然，社会主义的公司和资本主义的公司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向资本主义的公司和托拉斯学习，主要是学习它们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专业化和联合的经验，而不能照抄照搬。以后，他对所有制和农村改革发展等一些问题，都发表过理论和政策探讨的论著。可见，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苏星（套用一句流行的话，应当是“苏股份”）是我国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在1986年《江西社会科学》第4期刊发的《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一文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卫兴华教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似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管理体制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首先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运行和实现的具体形式，如公有制的运行和实现形式、按劳分配的运行和实现形式，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和实现形式等。在同期发表的其他论文中，卫兴华也强调提出：发展和完善公有制，就需要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他在《经济经纬》2004年第6期发表的《不要混同“公有制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不是实现形式，股份制的性质取决于入股资本的性质，私有资本组织的股份制，依然是私有制。也不能认为，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就否定或取代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这两种公有制形式。卫兴华在所有制、分配、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等一系列经济现实问题上都有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许多基本原理均进行过深刻探讨，是高质高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84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圣明研究员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寻找出适当的收入差距，既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又有利于社会平等，乃是重要的战略问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既不能放弃平等，也不能失去效率，要兼而有之。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平等，但在一定程度上轻视效率。今后我们要重视效率，扩大收入差距，但是，决不能忽视平等问题。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强调效率，扩大收入差距，并不是最终目的。我们要从目前的比较平等开始，经过扩大差距、提高效率的阶段，最终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这种论断，根本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提出的所谓“倒U形”假说。与资本主义各国的情况不同，我国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通过对居民收入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调节，能够把效率和平等有机地结合起来，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使我国最终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效率。以后，在一些论著中，又进一步阐明和创新公平与效率以及与此相关的劳动价值论和分配论。可见，现在坚定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杨圣明，是我国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和杰出贡献者。1984年在港澳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杰出的《资本论》研究专家、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提交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从理论到实践阐述这一思路。论文载于《中国房地产》1984年第8期。1985年初，由于中央对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视，上海市委研究室注意到这篇文章，嘱再写一篇《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载于该室《内部资料》第6期（1985年1月21日印发）。文中指出：土地的有偿使用关系到土地的合理使用和土地的公有权问题。级差地租应该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港澳的租地办法可以采用。《再论》这篇文章又受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注意，嘱再补充，标题改为《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1985年4月10日载于该室内刊《调查与研究》第5期，发至全国各省市领导机关。这就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以上机理，土地国有化不仅排除了土地私有制，而且排除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因为集体单位使用土地带来级差超额利润，也是社会转移来的价值，不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同理，国有企业也不应无偿使用土地。无偿划拨土地实质上是将国有土地变为企业土地。1987年，在深圳参加“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会上，张薰华教授就此提出论文《论土地国有化与地租的归属问题》。后来，深圳市政府将该市农村土地全部收归国有。改革以来，张薰华率先发表关于价格改革、保护环境、发展交通等一些现实经济问题的论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重要贡献。198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许涤新研究员在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年会上所作的会议主旨报告是《马克思与生态经济学》，是我国第一个提出要重视环境和构建生态经济学的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就此发表了相关论文。作为许涤新生态环境经济研究团队的主要学者和继承人刘思华，1987年8月在定稿《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一书时，论证社会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保证人民的全面需要，就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满足人民生态、物质、精神三类需要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三大文明建设过程。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全面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和实现方式，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三大文明建设的根本问题。从上述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论联系实践的创新甚至是原创中可以表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不是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转向现代西方经济学，而是在科学扬弃和超越苏联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转向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就理论经济学来说，世界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改革后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将资产阶级执政党奉为主流的经济学作为本国主流经济学的。同现代西方经济学一样，现代政治经济学既是学术体系，又是一种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应当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相关领域都发挥指导作用。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在每年编辑文集的基础上，今年编辑出版第十一部文集，本人担任主编。在此，十分感谢各位文章的作者（其中包括几位知名的中青年学者），以及协助本人组织编写和整理加工的张桥同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版中心田文主任均给予一贯大力支持，在此由衷地致谢！文章只代表各位作者的个人观点，若有不妥之处，烦请读者批评指正。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 程恩富2018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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