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明集

奉献读者面前的这部文集，是1979～1999年20年间，我从事苏联问题研究的主要文章汇集。这些文章，大致反映了在这个时期我对苏联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70～80年代的几篇文章，主要是论述苏联对内对外理论和政策的文章。90年代以来，在苏联发生剧变之后，则主要是反思、回顾、重新认识苏联的若干重要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和总结苏联剧变的原因和历史教训，故而我的研究领域不能不随之而扩大。研究涉及的问题主要有：战后新时代问题，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中苏两党关系恶化直至破裂的原因和教训问题，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深入探讨问题，而苏联剧变的原因和历史教训则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问题。这些文章按其内容，可粗略地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主要讨论战后新时代与社会主义问题。主要是讨论邓小平时代理论的重要意义，战后出现的新时代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以及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精神。第一，这些文章指出，邓小平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战后时代理论，是邓小平深刻观察战后历史条件变化得出来的理论结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列宁在本世纪初制定的战争与革命时代理论在战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第二，这个新的时代论为解决战后各种社会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不注意研究战后新时代呈现出来的新特征，仍抱着陈旧的时代观不放，以致从政治、经济、对外政策等方面，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甚至与新时代背道而驰，这是战后时期苏联陷于衰落和停滞的时代根源。而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密切结合本国的实际，时刻研究战后新时代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中，紧紧追随战后新时代的步伐，时刻与时代同步，不断突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条条框框，则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20年来取得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的动力源泉。第三，邓小平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结合当代实际，回答了社会主义在现时代实践中的迫切理论问题，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指明了在国际大变化的新格局下，中国如何抓住机遇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方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兴起，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传统社会主义有根本区别的一个现代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正在到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映了战后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主义。（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社会主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而发展生产力，不是一般地发展，而要依靠高科技来发展。（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同上书，第90页。（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把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共处的新时代，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外政策的社会主义。战后新时代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但维护和平与发展的环境要有斗争，为了维护和平环境，就要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第二类是苏联对外政策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着重论述了苏联霸权主义政策以及苏联霸权主义的历史、思想理论和社会经济几个方面的根源。第三类文章，主要是与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有关的文章。除一两篇苏联剧变后不久写的综合性分析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与历史原因的文章外，其他则或从苏联落后于战后新时代角度去分析苏联剧变的时代根源；或从一个侧面，如从苏联经济军事化去分析苏联剧变的经济根源；或从指导思想的错误去分析苏共失败的根本原因。探索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解体的原因和教训，这是个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大课题。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还有待于从事这个问题研究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现在这方面的成果已不少，在探讨苏联剧变或解体的原因和教训方面，已出现了不少深刻的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正在把这个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一些同志现在已不满足于一般综述苏联剧变原因，而是向探讨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的方向发展。我不揣浅陋，也愿把自己近两年有关苏联剧变深层原因问题的思考，作一简要介绍，供有志于探讨这个问题的同志们参考。关于苏联剧变深层次的原因，我的看法如下：（一）苏联发生剧变，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总的原因来说，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长期不进行改革，日趋僵化，日益同战后新时代要求相背离的结果。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时期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在实行广泛国有化基础上，在政治、经济、理论文化思想各方面实行中央高度集权全面管制的备战型行政命令体制；从政治方面说，是中央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集权于党，集权于领袖个人；从经济方面说，在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全面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侧重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从理论文化思想方面说，理论的发明和解释权高度集中，以党的最高领导的言论为马列主义的准绳，以行政手段实行严密的思想控制和舆论控制。这个模式基本上适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时代，即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要求。在战前苏联工业化建设中，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在战后恢复中，曾经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战后一段时间内，苏联作为战胜国，成为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强国，苏联支持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兴起，社会主义苏联的国际威望和影响曾经达到高峰；斯大林个人的威望和国内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顶峰。虽然刚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但这是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极盛时期。但从战后40年代后期起，到50年代初，斯大林执政时期最后几年，由于斯大林的骄傲自满，他不再研究战后的新变化，他把战前适应于战争与革命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模式绝对化，他把苏联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并认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惟一正确的道路。在他执政末期，不但不进行任何改革，而且反对任何改革。个人崇拜极大发展，“左”的教条主义泛滥一时。苏联社会主义，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从思想理论到对外关系，各方面都走上了以“左”的理论和政策为主要特征的僵化的道路。这中间经历了赫鲁晓夫不成功的改革，经历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斯大林体制的修补和改良，总的说来，这个传统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和“左”的僵化理论和政策仍然继续保持下来。在反法西斯世界大战胜利的影响下，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不断，欧亚两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新的胜利，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拥有了核武器，战后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西方国家为缓和国内矛盾实行经济调整和改进了对工人的社会福利政策，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维护世界和平越来越成为强大的力量——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新的时代，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在战后时期出现了。然而，苏联在战后时期长期延续下来的“左”的僵化理论和政策，同这个新时代的要求恰恰是背道而驰。新时代要求和平，僵化政策却是加紧备战和军备竞赛；新时代要求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僵化政策则继续侧重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新时代要求改革体制以适应迅速发展的科技革命，僵化政策则对新科技革命视而不见或议而不决，根本不进行体制改革；新时代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发展，僵化政策则坚持必须照搬传统模式，动辄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内政进行干涉；新时代要求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应对外开放，逐步过渡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僵化政策则从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出发，仍坚持中央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外实行封闭政策；新时代要求同西方国家实行长期的和平共处政策，僵化政策则仍然奉行同西方的对抗政策，仍坚持世界革命的理论和路线。由于“左”的僵化的理论和政策严重背离新时代的要求，严重脱离实际，不能不陷入内外碰壁的困境。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随着这个僵化模式不适应时代要求的矛盾更为尖锐化，在政治、经济、理论和对外政策各方面的停滞和衰落都全面暴露出来。政治方面的停滞和衰落，主要表现在：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领导层干部都严重老化，许多重大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政机构空前膨胀，办事拖拉，互相扯皮，空谈盛行，不干实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更为泛滥；行贿受贿之风和上下之间送礼之风盛行。各地方甚至设立专门的礼品仓库。领导干部贪污腐化，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的停滞和衰落，集中表现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经济发展的停滞上。苏联1976～1980年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率只有1%，1981～1985年则降为0.6%。理论上的停滞和衰落，主要表现在“左”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理论，严重落后于国内和国际发展的实际，而又坚持不改。其中两大理论危害最大，一是超越历史阶段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二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论。这两大理论严重脱离苏联国内外实际，极大妨碍了苏联自己的改革与开放，而且这种理论同现实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苏共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怀疑与动摇。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僵化和失败，主要表现在，苏联这个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作为欧洲人民的解放者受到世界崇敬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却逐步沦落为一个凭借武力肆意干涉他国、他党内政，并同另一个超级大国搞军备对抗的霸权主义国家。出兵阿富汗，更使苏联陷于极端孤立。苏联在政治、经济、理论和对外政策这几个方面由僵化发展为停滞和衰落的消极变化，经过几代领导，越来越严重。这种消极变化动摇了广大党员和群众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侵蚀了这个超级大国多民族国家民族间的凝聚力，逐渐失去了人民群众对苏共、苏联政府的信任，逐渐形成了政治、经济、社会和党的日益加深的危机，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乘虚而入，这就为苏联剧变准备了客观条件。（二）为什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僵化的趋向在斯大林之后，经过几代领导人，还是得不到纠正？其根本原因在于，在高度中央集权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已经形成一个拥有巨大权力而又不受监督的官僚特权阶层。斯大林模式虽然可分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理论文化思想体制等几个方面，但其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集权于党、集权于领袖个人的这种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是这个模式的核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这种情况，在苏联建国初期就已存在。列宁时期已出现党干预行政过多的情况。对党与苏维埃的关系，列宁确定了原则，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琐碎的干预”。但是由于国内战争环境，国家机关中有大量留用人员，干部缺乏，实际上党还是包揽了许多政务。如何在操作上解决党与苏维埃的关系，需要在实践中去探索，但列宁已来不及去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执政后，不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把以党代政、党政合一的实践制度化了。斯大林虽然口头上也说党的领导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干部人事上的领导和监督检查，但又强调，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在联共（布）十八大报告中说：“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机关的指挥人员。”这些提法，实际上把党和国家混为一体，也成了党政不分的理论根据。在实践上，30年代以来，苏联的州以上党委开始设立负责生产业务的部门，苏共中央设工业、农业、运输、计划、财政、贸易等与国家行政部门相应的部门。因此，可以说，把以党代政、党政合一制度化，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这是斯大林模式的特点之一。赫鲁晓夫时期虽然进行了某些改革，但在个人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党政领导体制上，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到1962年11月全会，他强调“党的领导作用无比增长”，需要党“内行地、经常地和具体地”领导生产，全会作出了在州和边疆区建立平行的工业党、农业党组织的决定，以党代政的现象更为发展了。勃列日涅夫一上任就把工业党农业党合并，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实践没有什么改变。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共中央经济部门不断增加，最多达24个部，其中11个部与政府重复。1977年6月，勃列日涅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说：这是“党的领导作用不断增长的表现”，又说，“这反映了我们的日常实践。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中央政治局许多成员都直接处理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最高层领导也搞党政合一，并认为是理所当然，个人高度集权、党政不分制度就更为定型化了。这种个人高度集权、党政合一的制度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形成了一个拥有巨大权力而不受任何监督的官僚特权阶层。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他们凌驾于党和国家政府与群众组织之上，不受任何监督。政府照例有个名义上的监督机构，如检察部门、各级苏维埃，但这个党政合一体制，是以党的名义出现的，政府、检察机构、苏维埃等机构并无权力去监督党的领导机构，相反，要受中央政治局和各级党委的领导。党的中央政治局成为超政府的、超苏维埃的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党虽然也有监督机构，但从斯大林时期起，就把监委变成同级党委的下属机构。政治局作出的任何决定，它都无法监督，而且越到上层，官越大，越难监督。苏共中央政治局、各共和国及地方的各级党委，拥有超越国家、苏维埃的大权，而又缺乏监督，就必然产生滥用权力和腐败。这种滥用权力和腐败现象，到勃列日涅夫后期达到了顶峰。勃列日涅夫取消了干部轮换制，强调领导干部继承性，在干部制度上又照顾到地方关系，因而官僚特权阶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加速形成并稳定化。因而，这里用的“特权”一词，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特权待遇，二是更主要的，即拥有特殊的、实际不受监督的权力。在个人高度集权、党政合一的体制下，在战后斯大林时期，已对领导干部采用了各种特权待遇制度，后来赫鲁晓夫时期进行了某些改革，并实行了干部轮换制，但为期甚短。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改了回来。因而这种官僚特权阶层，虽不那么稳定，但实际上早已出现。正是这个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长期僵化趋向难以改变，搞点改革都半途而废的根本原因。这个官僚特权阶层，受“左”的教条主义理论影响甚深，同时又是苏联长期奉行“左”的理论和政策的僵化模式中的受益者，是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从其利益出发，他们支持收缩经济体制改革，反对市场经济，支持超越阶段的理论和路线，支持扩军备战和对外扩张的霸权主义政策，他们对新科技革命，除与军事的有关技术外，其余都漠不关心，这些都反映了这个阶层的“左”的实质上是保守主义的立场。但是，这批人并没有真正的坚定的自己的信念。他们的根本“信念”不过是以各种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当最高领导有新的变化时，他们之中大多数可以随之而改变，从长期的“左”的立场转换到右的能保持自身利益的立场上去。（三）如前所述，苏联的个人高度集权、党政合一的党政领导制度，孕育出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从而使苏联社会主义长期得不到改革，导致政治、经济趋于停滞和衰落，为苏联剧变准备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同样这个个人高度集权、党政合一的党政领导体制，又为苏联发生剧变准备了主观条件。这里是指，这个个人高度集权、个人崇拜成风的体制，在斯大林之后，再也培育不出一个像样的领导人，而且实质上是一代不如一代。在个人专权的体制之下，领袖既专权又无能，只能把国家搞得愈来愈糟。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水平低下、品质不佳、政治不坚定、好名贪利之徒。他利用这个个人高度集权模式所赋予的巨大权力，打着改革旗号，接受西方价值观，大谈所谓“新思维”，任意胡为，终于把一个伟大国家引向瓦解和毁灭。这个个人高度集权、党政合一的党政领导体制，长期伴随着的是干部委任制和领导干部终身制。干部委任制在苏联长期普遍存在。在这种制度下，在干部上下级之间逐渐形成了某种个人依附关系，以至在地方和部门形成某种集团甚至帮派。干部的升迁，主要靠上级的赏识与评价，而与一般干部和人民群众如何评价无关，这使得一些干部，包括那些名义上选举产生的“代表”、“委员”，为求升迁，只在上级面前讨好邀功，而忽视一般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看法和意见，这就很难通过竞争方式，通过人民群众认可的方式，把比较优秀的新生力量吸收到领导层中来。领导干部终身制，则使一些人为保持自己的领导职务和待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逐渐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其结果是，年老庸碌无能之辈长期留在领导岗位上，不但使领导层变得老年化，而且变得平庸化、暮气化。这种个人高度集权制加上干部委任制和领导干部终身制，使得苏共干部长期陷于俯首听命、唯上级之命是从的地步。在这种体制下，最容易出现的，而且常常得势的，是看上级眼色行事的奉承拍马者，唯唯诺诺的官僚主义者，照章办事、不动脑筋的执行者，而很难出现敢于独立思考问题、从实际出发、有创新见解的干部。这样，在领袖个人高度集权、长期笼罩着个人崇拜阴影的党政领导体制之下，整个苏共领导集团水平低下。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短期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几十年苏共领导前后任交替的历史表明，苏共领导集团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水平较高、有威望的群体。阿尔巴托夫在《苏联的政治内幕》一书中写道：“在领导层中极其缺乏有才能和机敏活跃的人，这是斯大林现象的自然后果。而且具有长期的影响。”他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周围的领导人的评价，认为除个别者外，都是“平庸”、“绝对的平庸”。最高领导人的最后确定，就是在这个低水平领导圈子内部，在保密情况下，有时还要经过勾心斗角的争夺，确定下来的。这样低水平的领导集团，只能推举出符合这个集团低水平的领导人，而且常常在“矮子”里也不是选拔最高的，这个领导集团中许多人首先考虑的是选出的人对自己是否有利或无害。例如，推选勃列日涅夫继任，并非因他有能力、有水平，而是因为，在领导层一些人看来，勃列日涅夫是“对谁也不构成任何危害的那种靠得住的人。”[俄]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第326页，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1版。推举契尔年科为总书记，只是因为他一直没有担任过实际领导职务，最多是担任副手，因此，“他就不可能对人发号施令，这就是全部关键之所在”[俄]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第5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版。。因此，正是这种个人高度集权、党政合一的体制，导致苏共领导人庸才辈出，而且在政治领导水平、理论修养、文化素质、工作能力等方面，总的说来，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苏共党的真正的深刻危机。这种党的危机同社会、经济危机相结合，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夕，更加深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戈尔巴乔夫得以上台，是由于在领导职务终身制之下，领导层同步老化，在不到两年半期间，三个高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去世，除去选一个年纪较轻的戈尔巴乔夫上来，已无选择余地。至于戈尔巴乔夫短期管过一个州的工作，在中央只管过一个部门，缺乏治国经验等等不足之处，已难以顾及了。因此，戈上台不过是这个僵化的政治模式在危机中走向末路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这个由苏联个人高度集权体制造成的一代不如一代的继承人危机，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位末代领袖的治国能力、立场、品格、为人的形象，可简要描绘如下：第一，在重大问题上，轻率决定，急于求成。戈上台后，急于显示政绩，在几个重大问题上，轻率决定，急于求成。如1985年开始禁酒运动，同年提出“加速战略”，1987年又开始从企业改革入手的经济改革，都因为轻率决定，急躁冒进，考虑不周，因而连遭失败。第二，迷信个人权力，独揽党政大权，借口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又宣布党再不能向政府机关、经济机关下达有关工作指示，实际上取消了党的领导，后来戈又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就把党政大权集中到一人手里。第三，排除异己，而又言而无信。戈尔巴乔夫认为停滞时期当权的人都极为保守，使自己的威信和地位受到威胁，他利用老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动员110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检查委员联名自愿提出辞职。戈讲话表示感谢，还允诺保持他们原有各种福利待遇。但没过多久，这些人被赶出了别墅，其他待遇也被取消。第四，独断专行，个人决定一切。戈尔巴乔夫口称民主化；实际是个人独断专行。他根据自己的好恶，决定苏共二十八大中委和政治局组成、各共和国、各州、边疆区第一书记人选；他多次同国外政治活动家谈判，却从不向安全会议和最高苏维埃通报谈判结果，也不传阅记录；有关东欧国家形势动荡的情报，只有戈尔巴乔夫和外交部长两个人掌握，以致苏共领导层许多人对东欧局势变化所知甚少[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17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五，优柔寡断，胆小怕事，回避“热点”地区。处理改革中的民族纠纷和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闹事问题，因为要考虑西方的反应，看西方的眼色，因而戈尔巴乔夫总是优柔寡断，摇摇摆摆，实际是对所发生的事件放任自流；同时，他又胆小怕事，怕负责任，因而尽力回避“热点”地区。雷日科夫在《动荡的10年》中写道：凡是出事的“热点”地区，他都不愿去。第六，不顾苏联实际，贸然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口号，刺激了长期掩盖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发展，加剧了政治局势的动荡。第七，爱好虚荣，喜人奉承，既好名又好利。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把出国访问同西方国家首脑交往，看做提高自己威望的手段。他陶醉于西方媒体对他的赞扬和奉承，对西方国家塞给他的各种奖金、奖章、荣誉称号，都照收不误。第八，迎合讨好西方，接受西方价值观，拼凑“新思维”理论。戈尔巴乔夫理论水平不高，长期生活在封闭的苏联模式里，受的是教条主义熏陶。对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缺乏思想理论的准备。骤然被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正值苏联面临内外困境，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信念发生了动摇，西方价值观、民主原则等思潮早就在知识分子中形成暗流，这些不能不对他发生影响。他在上台之初，急于有所作为，在对外关系理论上，更急于有所表现。当西方思潮大举涌入之际，既缺乏理论准备，又缺乏选择力的戈尔巴乔夫，为迎合讨好西方，很快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在虚幻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构成自己“新思维”理论。在“新思维”理论出台之后，在同西方领导人和媒体接触中，这些人投其所好，对戈的“新思维”赞不绝口，百般奉承，帮助戈出书、宣传、吹嘘，竭力推动戈走上西方需要的道路。这些奉承、吹捧，加上连哄带骗的对苏联改革的所谓“援助”承诺，特别是对戈尔巴乔夫本人发放的各种形式的奖金、馈赠、稿酬，这些都使得他这个俄罗斯农村土生土长、未见过大世面的领导人，在西方对手不断变换花样的意识形态进攻面前，变得手足无措。他不仅欣赏这些赞扬和奉承，而且轻易相信对方。在同西方打交道中，为迎合讨好西方，一再妥协和退让，愈是国内改革形势发展对他不利、其威望受挫时，他就越乞灵于西方的支持。因此，戈尔巴乔夫思想发展历程表明，“新思维”及其具体运用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表面上看是同传统的“左”的教条主义是对立的，但如深入其实质，探索其发展历程，就可发现，“新思维”这一套，实际上不过是苏联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左”的教条主义理论破产的一种反动，归根结底，仍然是这个“左”的传统模式和路线的产物。以上八点，虽不完全，但可反映出这个由苏联个人高度集权体制下培育出来的末代领袖戈尔巴乔夫的大致形象。正是这位末代领袖，治国能力低下，却掌握了个人高度集权体制赋予的巨大权力，他不顾苏联国情，急躁冒进，乱提口号，把苏联经济搞得一团糟，把苏联政治局势引向不断动荡；他迷信个人权力，独揽党政大权，取消党的领导；他排斥异己，不讲信义，独断专行，个人决定一切；他爱好虚荣、贪名好利，迎合讨好西方，接受西方价值观，提出“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以此为指针，改组了共产党，终于把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引上了剧变的道路。回顾苏联社会主义战后40多年来由盛而衰直到发生剧变的历史，为了探索苏联发生剧变的原因，必须认真看待和研究这个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的核心，即个人高度集权、党政合一的党政领导体制的双重的消极作用。一方面，它孕育出一个阻碍改革、维持社会主义模式僵化趋势的社会政治力量——官僚特权阶层，从而使苏联政治经济各方面逐步走向停滞和衰落。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已发展为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党的危机，这就成为苏联剧变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在这个个人高度集权、党政合一的体制之下，在斯大林之后，再也培养不出一个像样的领导人，而且实质上一代不如一代。党的领袖拥有这个体制给以的巨大权力，而在面临经济政治社会危机时，又无能治国，从而使苏联发生剧变不可避免，这就构成了苏联发生剧变的主观条件。综合苏联发生剧变的主客观条件，总结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可以说，苏联这个个人高度集权、党政合一、不受监督的党政领导体制就是导致苏联发生剧变的深层次原因。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中国“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时，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这是小平同志对苏联和我国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联系苏联长期实行个人高度集权，实质上不受任何监督的党政领导体制最后竟导致发生剧变的严重教训，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更值得再三思考了。这部文集的出版，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李静杰、副所长张森以及其他领导的支持分不开的，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该文集的出版也得到了吴仁彰研究员和我的几位学生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邢广程博士对本文集的出版做了很多工作。我的夫人俞芝平不顾年迈体弱，为我誊写了很多稿件。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刘克明1999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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