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史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成于21世纪初。这两个理论，所形成的大的时代背景是一致的，都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的国际环境下形成的。但是，国家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也有区别，甚至有些重大的区别。主要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时候，国际局势更加动荡，分化更加剧烈，两极世界格局不复存在，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间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从国内来看，由于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取向的确定，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改变，影响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就业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使我们社会的结构、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日益凸现，利益矛盾更加突出。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国内实践条件，同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候，总体上具有一致性，具体讲仍有重大的区别。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面临着新的时代问题，需要对国际局势进行科学判断，对国内发展变化进行科学认识，对党自身状况进行科学分析，从而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在这个基础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回答时代问题，进行理论创新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现实依据等方面都具有了新的特点。它不是在个别问题、个别方面对邓小平理论做了新的阐发，而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对两个重大理论问题，从实质意义上做出了符合实际的新阐述，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邓小平理论的新境界。江泽民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接着讲，讲新话，是同一个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首先，它表现为提出一些原创性的新概念。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新概念。邓小平提的是市场是手段，江泽民把它抽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概念。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等等，都是新概念。第二，对邓小平已有的论述，做出了更深入的新的阐述。比如把发展是硬道理，提升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新的发展。第三，运用邓小平理论，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观点、新思路、新办法。比如，第三步怎么走，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规划，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升华认识。以上三个方面，都带有一些原创的性质，都应当属于理论创新，或者说是理论创新的途径。具体的丰富和发展，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关于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精髓。但是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不同的时期，根据党所处的形势、环境、任务，都有不同的重点要求，需要不断地丰富发展其内容。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复出，他当时面对的是思想僵化和“两个凡是”的禁锢。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怎么打破思想僵化，冲破“两个凡是”束缚，恢复实事求是的权威？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发展，提出解放思想，而且把它作为实事求是的前提，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实事求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按“两个凡是”办，就说不通我出来工作，就说不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因此，在当时要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解放思想成为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是一个政治问题。只有解放思想，让思想冲破一切框框的束缚，冲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理解的束缚，冲破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束缚，我们才能真正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有些东西、有些问题是邓小平预料到的，讲过的，但是很多新情况，不可能要求他都讲到，都给你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时候，就需要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实践需要，用自己的语言和风格，写出新的理论文章，提出新的理论观点，解决新的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所以江泽民强调与时俱进。与时俱进的本质含义，就是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江泽民在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方面，或者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思想路线的发展，体现在以下一些内容：强调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强调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做到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归纳了与时俱进的基本要求，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第二，关于党的建设。社会主义与共产党执政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是紧密联系的发展过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赋予了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任务以崭新的时代特色，确定了党的建设总体部署。具体讲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确立了党的建设全新的理念。过去我们讲党的建设，一般地是讲党的自身的建设，就党的自身建设探讨它的规律性，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就要把党的建设同如何发展先进生产力、如何发展先进文化、如何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执政党建设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上的变化。其次，赋予党的先进性新的时代内容。过去我们讲党的先进性，一般地比较注意党的队伍的阶级构成的先进性。阶级性无疑是党的先进性的基础，但是，只有阶级性还不够，它的先进性应该放到历史的进程中去考察，是历史的、具体的，主要体现在能不能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先进文化的建设，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的队伍向前走，如果后面没有人跟着，就无所谓先进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两个先锋队的理论，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保持党的先进性，不仅要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而且要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化，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扩大党的社会影响力，坚持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相统一。同时，党的先进性不仅表现为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而且要表现为为实现现阶段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再次，从时代的高度深刻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充满活力、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在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三个代表”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是要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个代表”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要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根本力量，团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明了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依法治国要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执政党要有忧患意识，密切联系群众是最大的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等等。这些都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予我们的执政理念。最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我们以改革精神研究回答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十六大报告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目标。联系到“七一讲话”对党的建设的要求，在这方面的丰富和发展还表现在：提出了两大历史性课题；提出了以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的观点；提出了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提出了关于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发挥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示范带动作用的观点；提出了党内决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等等。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概括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成果，科学地预测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趋势，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主要表现在：首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核心，完成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超越。根据邓小平理论，确立了改革的目标取向，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概念，使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使我们的思想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完成了对传统社会主义认识的超越。同时，着力规划和推动制度创新，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观念到体制的变革。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的理论；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以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思想；提出了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观点等等。其次，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现代化建设本质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来，要求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把这个认识提升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质认识的层次。再次，丰富了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根本目的的思想，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和一整套战略。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形成了崭新的发展观。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确定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突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相统一的发展要求，深化了邓小平关于发展阶段、发展战略的思想。提出了改革的实质是体制创新，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思想，深化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紧紧把握我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做出了科学判断。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提出了正确处理利益关系的一系列新观点。最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发展规律、文化建设发展规律做了新的解释。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要求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关于文化建设规律，江泽民是把文化建设放在当代各种思想、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相互碰撞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以发展先进文化为主导，并且强调文化的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文化建设要弘扬民族精神等等，这些都对邓小平理论做了丰富和发展。第四，关于外交和国际战略。邓小平在准确判断时代发展主题的前提下，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战略，做了一系列的部署，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判断，同时全面审视当今世界格局变化，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深刻分析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和矛盾的交互运动，提出了我们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战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对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作出科学判断，分析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影响的两重性，趋利避害，提出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观点；提出了新的安全观，其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高举和平和发展的旗帜，维护世界多样化，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国际事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但是，更多的、更直接的，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与邓小平理论一样，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和毛泽东思想一样，同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对于这一新成果的认识与研究，是摆在我们党和广大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工程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的艰巨任务。郑克卿同志多年致力于邓小平理论研究，为学勤奋。去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邓小平理论形成史》，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今年，郑克卿同志的新著《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又将问世。两本书都是讲“史”，讲前后相继的理论形成过程，因此，可称为姊妹篇。《从邓小平到江泽民》是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史》的最终成果。这是一部有新意、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这部著作的问世，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把握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传承关系和精神实质，进而理解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理解以往和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进程，理解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性与生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特向广大读者推荐此书。2004年5月于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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